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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春寒料峭，云阳县江口镇金子村。
　　养殖大户卢友章看着猪圈里长得肥肥的80多头猪儿，笑了。
　　然而，在8个月前，他却为养猪没有启动资金犯愁。“有今天的收获，得益于市里推出的‘三权’抵押贷款！”卢友章说，他用自己的林地作抵押，在重庆农商行办了25万元贷款，干起了养猪场。
　　事实上，卢友章仅仅是我市“三权”（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居民房屋及林权）抵押贷款诸多个案之一。来自市政府金融办的统计，截至2011年底，全市的农村“三权”抵押贷款已累计发放180亿元。
　　

     现实之惑
　　融资难成制约农村发展瓶颈
　　房前屋后，蔬菜大棚遍布；田畴沃野，一片葱翠逼人。静静流淌的运河之上，一座座小桥和村庄勾勒成一幅生动的乡村画卷。
　　潼南县桂林镇双坝村，这个位于县城北面约2公里处的小村子，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村子位于两水环抱之间，是一块丘陵地带少有的冲积平原，当地人称其为“坝上”。因为坝上地肥水美，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这里的农民便开始种植大棚蔬菜。全村7000多人靠着人均半亩多的蔬菜地，2010年人均纯收入就达到了6800元。
　　不过，双坝村也有自己的困惑——同是蔬菜专业村，山东省寿光县三元朱村由于走农业产业化的路线，人均收入早已超过1.5万元，成为全国闻名的富裕村。双坝村党总支书记朱席武说，要想蔬菜增值，走产业化的路线，建冷库，搞深加工，这都需要钱，可村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抵押品，要想从银行贷款简直是天方夜谭。“全村1863户，7544人，除了存款和取钱之外，几乎没人跟银行有过交道。”
　　在潼南县，有十多个以蔬菜种植、畜牧养殖、果品供应为主农副产品生产基地，这些地方的农户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都面临一个迫切的问题，即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他们对资金需求尤为强烈。
　　而在广袤的“两翼”地区，农户要发展新产业，要扩大种植养殖规模，同样需要大量的资金购买种子种苗，偿付流转土地、林地租金，修建兔圈等基础设施。
　　“以前农户贷款，最为主要的就是小额信用贷款，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重庆市农科院一位致力于“三农”投资机制研究的学者说，家庭规模经营和个体工商户资金需求量增大，超出了小额信用贷款的范畴，但经营者又不能提供足额有效的抵押担保。
　　重庆三峡银行曾在万州、梁平、开县、长寿、云阳等五个区县，对10个乡镇20个村1000户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他们的调查，印证了这位学者的说法。
　　“农业是‘投资拉动型’行业，也是高风险型‘弱质行业’，没有资金的支持，就不可能有行业的稳定和快速发展，也不可能实现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市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颜其勇说，金融资本天生具有追逐利润的偏好，农业经营风险大、周期长、季节性波动强、赢利水平低等特点，决定了农村发展比较难于引进金融机构资金的支持。
　　一方面，融资难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的瓶颈；而另一方面，农村大量的土地、房屋、林权等资产不能有效盘活，农民的财产权、收益权不能有效体现。
　　“卡就卡在没有抵押物上。”颜其勇说，这是由基本经营制度决定的。现阶段农民最大的资产是其居住的房屋、承包地和林地经营权，但是，农村土（林）地及房产下的宅基地均归集体所有。按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抵押。而在法律允许抵押的范围，又因登记不完善、法规不明确等原因也难以进行抵押。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农村深水区改革攻坚战的号角，农村资源资产化成为农村改革的重点。“要破解农户‘贷款难’、银行‘难贷款’的难题，就要改革创新，激活农村生产要素，把农村原来凝固的资产、资源变成资金，让它流动起来。”颜其勇表示。
　　

    先行探路
　　重庆试水“三权”抵押融资
　　任何改革创新都要冒一定的风险，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需要相当的担当和勇气。
　　早在2008年，农行重庆分行就在开县试点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
　　2008年2月，开县竹溪镇蔬菜种植大户吴大权用150亩土地流转经营权作质押，获得了农行开县支行的20万元贷款，开创了重庆用土地流转经营权作质押的先例。
　　2009年1月，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并对如何推进城乡统筹的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城乡金融市场体系和完善城乡金融服务环境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一文件给农村金融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为重庆试水“三权”抵押融资打开了通道。
　　抓住全市林权制度改革和“森林重庆”建设的契机，重庆农商行迅速开展集体林权抵押贷款创新，出台贷款管理办法，在云阳支行进行林权抵押贷款试点。2009年3月23日，云阳县江口镇金子村农民卢友章和他的同乡康概、张云，以林权为抵押，获得重庆农商行总额达100万元的贷款，敲响了重庆森林产权交易“第一槌”。
　　“云阳县的探索，对全国林权抵押贷款项目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中国银监会合作部副主任姜丽明来渝调研时说，“一旦成功运作，获益的就不仅是林业本身，还将惠及整个农业产业链条。”
　　西南大学林业学教授何炳辉则将林权抵押喻为打开“绿色银行”的钥匙，一旦撬动，“绿色银行”就变成可以随取随用的活资金，让一座座“荒山穷山”嬗变为“秀山宝山”，让林农找到创业发展的新出路。
　　就在林权抵押贷款开展的同时，石柱也在酝酿着一场新的制度设计。
　　石柱县三河镇川主村农民黄华艮是当地的养殖专业户，通过自筹和亲友借款方式，先后投入20余万元从事肉兔养殖。由于资金不足，养殖场规模一直未能扩大。他曾多次找到银行申请贷款，但苦于没有合适的抵押物，也没有人提供担保，一直得不到银行的贷款支持。2010年5月，他以自家500多平方米的三层农房作抵押，从重庆农商行石柱支行获得了20万元。
　　由此，农村居民房屋抵押在重庆开始“破冰”。
　　

    大幕开启
　　建“三权”抵押融资担保机制
　　让农民手中“沉睡”的资源，变为显性的、恒久的资产，成为缩小城乡差距的“活资源”——据金融部门估算，我市有3000多万亩耕地、6000多万亩林地，再加上300多万亩宅基地，理论上保守估计价值1万亿元。只要抵押其中10%~20％，农民便可贷到1000多亿元，农业发展可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
　　2010年11月25日，市政府召开全市农村“三权”抵押融资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农村“三权”抵押融资工作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开。
　　以此为标志，重庆农村“三权”抵押融资在全国率先开启了解决农民发展产业“缺血”的制度创新大幕。
　　观察者认为，“三权”抵押融资在重庆顺利展开有几个关键性的因素：
　　其一，确权颁证是基础；其二，政府出文确定了“三权”抵押的性质；其三，重庆市高法院对“三权”进行了司法界定；其四，建立了“三权”抵押融资工作机制，完善了政策体系；其五，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后续配套措施。
　　市农委经管处处长周敏介绍，为了降低金融机构参与“三权”抵押贷款的风险，打通“农民贷款难”与“银行放贷慎”之间的“肠梗阻”，重庆市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了“三权”抵押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当农民还贷出现坏账时予以政府补偿，即银行承担65%，市、区县财政承担35%，其中市级财政承担20%，区县财政承担15%。
　　同时，我市建立了农村“三权”抵押融资担保机制。财政进一步加大了对农业担保机构投入，提高各农业担保公司的担保融保能力，各担保机构积极制定农村“三权”抵押作为反担保的管理办法，参与对农民“三权”抵押贷款的担保服务，制定降低银行贷款风险。
　　此外，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全市目前已经有生猪、柑橘、奶牛、家禽等13个农业品种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范畴，逐步实现全市主要农业产业全覆盖，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经营风险，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和按期偿债能力。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重庆市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是农村“三权”抵押融资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而对银行来说，风险补偿机制的设立则起到了一种风险缓释、降低银行损失的政策作用，有利于提振金融机构加大“三权”信贷投放的信心。
　　

     活力迸发
　　“三权”抵押融资将超千亿元
　　“以前这样的贷款我是想都不敢想，如今只要手续齐全，三两天就可以拿到钱了。有了启动资金，致富不再是梦想。我们也能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武隆县巷口镇三坪村受益农民史自胜感慨。
　　以前有脱贫的想法，却无法贷到脱贫的项目启动资金。去年3月初，史自胜得知农房可作抵押物贷款时，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从农商行贷款4万元，在武仙路开了一家生态农家乐，仅几个月时间收入了3万多元。“政府办了件大好事，一举解决了我的大难题。”
　　城口县修齐镇茶丰村村民袁齐勇，以自己居住的房屋作为贷款抵押物，得到农商行城口支行6万元的贷款支持，扩大了山羊和山地鸡养殖规模；石柱县六塘乡中药材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泽安，利用20万元农房抵押贷款收购药材，不仅自己增加了5万元的纯收入，还将药材收购范围扩大到周边乡镇，带动500多户农户增收；三年前“第一个吃螃蟹”的云阳农民卢友章，利用301亩林地为抵押物，从农商行获得25万贷款后，如今，养殖场规模从37头能繁母猪、1头种猪，扩大到140头母猪、30头种猪……
　　市农委主任夏祖相称，“三权”抵押贷款加快发展，农村金融服务持续完善，一系列改革新举措促进发展和增收的功效逐步增强，给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推进农户万元增收增添新的动力。
　　市金融办负责人表示，今后，我市将扩大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农村居民房屋“三权”抵押融资的规模和范围，完善权益评估、风险补偿、资产流转等配套政策，落实政策性担保、财政贴息等扶持政策，引导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办“三权”抵押业务，增加基层网点，为农民提供便利、高效、实惠的融资服务，到2015年，实现农村“三权”抵押融资1000亿元以上。
　　

    致富故事
　　养鸡扩规模缺钱 “三权”抵押贷款救急
　　“‘三权’抵押贷款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唐兴刚端着鸡饲料，嘴里哼着歌，穿行在鸡舍里。
　　唐兴刚是大足高升镇双牌村一组的村民，已经养殖“高升竹山鸡”3年了。对他来说，现在建的6个鸡棚，养鸡事业才真正步入正轨。
　　唐兴刚告诉记者，由于“高升竹山鸡”远销重庆、广安、成都等地，他手中的订货合同也越来越多，每月就要供1万多只成品鸡，靠他以前的养殖规模已不能满足需求。“我当时准备增加2个鸡棚，但算来需要投入42万元。”唐兴刚说，因为没有钱，规划只能停留在脑中。
　　去年，随着大足“三权”抵押贷款的实施，唐兴刚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提交了申请。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周时间，担保公司和银行就根据唐兴刚提供的房屋产权凭证和养殖场现有产品价值，决定为其发放27万元的贷款，加上唐兴刚自己筹集的钱，顺利地解决了资金的问题。
　　“没想到‘三权’抵押贷款这么方便快捷，今后，我的养殖规模将达到年出栏成品鸡12万只，利润也能超过60万元，这让我致富的信心更强了。”唐兴刚高兴地说，他还准备将他家的林地、承包地拿出来作抵押，进一步扩大规模。（记者 谭柯）
　　打工妹留家种草莓 一年挣了16万
　　“不要出去打工了。”一年前，石柱县龙沙镇石岭村土家姑娘马静回家过年，父亲马培贵将一份礼物交给她：八亩草莓的经营权。
　　马静告诉记者，她父亲是小有名气的种草莓能手。2008年秋，她从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本想和父亲一起种草莓，由于没有周转资金，草莓园难以扩大规模，仅父亲一个人种植都还有空闲，她只好外出打工。前年开始，石柱县启动‘‘三权’’抵押融资，马培贵看到了扩大种植规模的希望，他立即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石柱支行提出申请，用自家农房抵押贷款。
　　当年11月，银行给马培贵贷款13.8万元，马培贵将草莓种植规模扩大了11亩。“现在，我经营父亲原来的8亩草莓地，父亲经营新增加的11亩草莓地。”马静高兴地说，每亩草莓每年可收入两万多元，去年一年她挣了16万元。（记者 谭柯）
　　养鱼获抵押贷款 今年产鱼10万公斤
　　“这20万元贷款，两年后没准就能给我带来几十万元的收入！”日前，在铜梁县虎峰镇久远村，村民黄开文一边喂鱼一边笑呵呵地对记者说。
　　说到“三权”抵押贷款，他激动地说：“我们农民如今也能通过抵押贷款解决融资难题了，政府办了件大好事。”
　　今年50岁的黄开文，租了110亩鱼塘养鱼，但由于资金不足，养殖规模无法扩大。去年6月初，他得知农房、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作抵押物贷款时，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虎峰分理处申请贷款，最终获得了20万元抵押贷款。
　　“手里有了资金，创业才可能取得成功。我已经扩大了养鱼的规模，今年产量可达到10万公斤。”黄开文说。 (记者 谭柯)
　　

    专家说法
　　农村改革的重点是给予农民产权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厉以宁：
　　农村改革的重点是给予农民产权
　　城乡差距一个重要原因是物质资本差别大，农民没有财产，他的土地是承包的，土地集体所有，宅基地集体所有，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没有产权证，而城市居民，无论是有祖传的房子，还是后来购买的房子，都有房产证，可以用于抵押或转让，于是就转化成物质资本了。农村必须进行产权的界定，让农民拥有“三权三证”，可以抵押、转让，这样农民拥有的物质资本就能从无到有。
　　“三权”抵押贷款是推动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的重要手段，尽管目前存在一定金融风险，但这毕竟是当前农村扩大内需、鼓励农民创业的一个重大政策选择。重庆是国家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充分发挥“改革试验区”的优势，“先行先试”并有所突破。
　　让农民成为有产者
　　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勇：
　　让农民成为有产者
　　要在西部地区率先完成小康，让农民成为有产者、努力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一个重要手段。重庆提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农村居民房屋产权抵押融资和股份合作社思路，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新路径。
　　通过“三权”抵押融资使资金流入农村，必然会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加大农业产业发展力度，帮助农民增收。而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不仅把资源变成了资本，建立起了城乡资源融合的平台，还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民增收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使资源、资金、人才等实现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文化生活差距。（来源于重庆商报）